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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知识产权与公证前置性保护
    2020-11-15 23:19   北大法宝

    伴随知识经济的高速发展,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日益成为维护体育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点。而当前,在体育知识产权专门立法尚待完善的背景下,以“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为本的事前预防性非诉救济制度——公证,恰能介入其中,发挥事前防范、定分止争的法定职能和价值优势,助力体育产业健康发展。

    2019年1月24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知识产权和体育,致力于进一步探索知识产权如何支持全球体育产业发展,并通过一系列活动,使合作伙伴达成共识,共同提高对知识产权与体育产业相关性的认识。体育产业是知识产权高附加值的产业,是多个权利主体享有多类型知识产权的复杂聚合体。相应地,关于体育知识产权法治保护体系也同样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多类型的复杂集合体的特点。这个集合体涵盖了公证、行政、仲裁等非诉和诉讼救济手段,其中,公证与行政、仲裁、诉讼等其他救济手段相比较,对知识产权前置性介入保护优势尤为明显,因此,可以预见,体育知识产权领域对“定分止争”的迫切需求,将促成公证服务领域的新拓展和服务空间的新增长。

    一、体育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多方参与者权利交汇的聚集体

    体育知识产权是指体育赛事组织者、体育运动员、体育用品制造商和赞助商合作伙伴以及转播机构依法享有的体育智力劳动成果和经营标志、信誉的权利。[1]由此可见,在体育产业中存在众多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包括体育赛事的举办者、运动员、体育用品制造商、赛事转播机构媒体平台、赞助合作伙伴。这些体育从业者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相互关联,在创造更好的运动佳绩、更新的方法、更好的设备的同时,也创造了更多商业机会和工作机会,维系了体育产业内部资金链的良性循环,拉动了本国或区域性的经济增长。

    体育产业的飞速发展使体育赛事成为最具吸引力的营销平台。载有体育赛事标志和吉祥物图型的各种官方产品或特许商品,如服装、配饰、鞋类、运动商品等,均须经赛事举办方官方许可方能生产经营;体育赛事的直播和转播,媒体机构需与赛事举办方协商方能进行报道;赞助合作商只有与举办方和体育明星合作才能取得广告机会,获得品牌效应。赛事组织者用以此产生的资金来抵消其为体育赛事提供资金、翻新体育场馆以及赛事采购技术服务和产品的成本,并吸引体育爱好者、民间投资者参与其中,创造更好的产品体验和更多的商业机会。

    而赞助费、门票收入、媒体直播转播费及销售费等收入获得前提是体育知识产权受到法律有效保护。否则侵权行为会减损各方投资者信心,损害体育赛事相关者利益,最终影响体育产业良好运作和我国体育文化发展水平。

    总之,体育产业权利主体的复杂性决定知识产权类型的多样性,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同客体。如著作权、商标权以及地理标志保护赛事标志;著作权保护体育项目及训练方法;发明、外观设计(工业品外观设计权或外观设计专利)保护体育设施、设备、器材及用品附着的新技术、新设计;版权、邻接权以及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体育节目转播权……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二、公证服务体育知识产权前置性保护的紧迫性与优势

    (一)我国体育知识产权立法现状及存在问题

    在我国体育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中,对体育标志的保护最为成熟,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作为东道主,向国际社会承诺加强保护奥林匹克知识产权。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之初,北京市发布《北京市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规定》,国务院制定《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我国对奥林匹克标志保护主要依靠行政执法,并且执法成果得到了国际奥委会充分认可。但是我国对于其他体育赛事标志、乃至其他体育知识产权保护有待进一步加强,主要体现在:

    第一,体育赛事标志保护方面,我国《商标法》与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相比保护范围比较窄。除一般意义的标识外,《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对会歌、口号这样的广义“标志”也给予保护,但是《商标法》规定的保护要件相对较为严格,保护范围也相对较为狭窄。因此,除奥运会之外的体育赛事标志的保护需进一步加强立法。

    第二,体育运动项目迄今为止无法像舞蹈、杂技一样受到《著作权法》保护。事实上,体育运动项目中,成套技术动作路线的创编,和舞蹈、杂技非常相似,体育运动员运动展现与演员表演也十分相似,都具有独创性、艺术性、表达性和可复制性。体操运动中托马斯全旋、佳妮腾跃等著名动作,都以创始人姓名命名,理应得到《著作权法》确认,体育运动员付出的创造性劳动也应得到尊重和保护。

    第三,体育赛事直播、转播以及网络传播权缺乏法律明确规定。我国《体育法》和《著作权法》都未规定体育赛事直播和转播案例归属。对于直播的体育赛事和画面能否作为作品受著作权保护,以及网络盗播行为侵犯的是作品广播权还是广播组织者领接权等问题,司法界和学术界争议非常大,直接影响司法判决。

    第四,隐形营销问题。隐形营销是不是侵权行为,主张权利的主体应是体育赛事举办方还是赞助商,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调整该如何掌握尺度等等,这些问题还需要司法实践不断探索予以明确。

    (二)我国体育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现状及特点

    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为例,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民五庭共受理涉体育赛事知识产权案件1902件,其中包括1877件著作权纠纷案件,占比达到98.7%;3件商标权纠纷案件;21件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1件体育赛事合同纠纷。案件呈现主要特点为:一是所涉赛事以热门、大型体育赛事为主,覆盖程度广;二是起诉主体商业化运转程度高、专业化程度强、权属证据相对规范;三是被诉主体运营内容与体育赛事密切相关;四是多数被诉侵权行为发生于赛事热播期,其中以直播类软件实时直播赛事情况的案件最为突出。

    案件审理焦点集中于:一是体育赛事节目尤其是直播画面是否构成作品;二是原告作为继受权利人是否有权提起诉讼并主张相应权利;三是权利人申请行为保全能否获准,重点在于被告是否存在较大侵权可能性等方面。

    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这些争议问题,目前还存在诸多认知分歧,仍然处于“无解”状态,“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增加了体育知识产权领域维权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三)公证前置介入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首先,诚如前文所述,我国体育知识产权立法保护的缺漏,以及司法实践中体育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所呈现的特点和所存在的争议表明,为避免陷入这类纠纷案件的维权困境中,权利主体有必要考虑更多地运用事前防范和私力救济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公证作为事前型的预防性司法制度正好介入其中,预先固定证据进行“定分止争”,发挥预防纠纷、减少诉讼、过滤风险、排除隐患、保障信用的重要作用,成为权利人事先进行自我防范、自我救济的有效手段。

    例如体育赛事标志通过征集方式最终确定,在征集过程中会有很多自然人、法人投稿。标志入选后著作权归属问题,需要征集方和投稿人之间进行约定。2008年北京奥运会,奥组委发布征集标志公告规定:投稿后一切与稿件相关的知识产权转移给奥组委。虽然公告对著作权归属进行明确约定,但是不同市场主体之间对权利范围和归属的认识存在分歧,仍有这类著作权争议诉诸法院。但是,如果对投稿人弃权性的意思表示,在事前以公证声明方式予以明示确认,就可能避免这类纠纷的发生。

    其次,体育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大都发生于赛事热播期,尤以直播类软件实时盗播赛事侵权行为最为突出。对于这类案件,尽管可申请法院进行诉前保全。但诉前保全与公证保全相比存在较多的局限性。事实上,根据《著作权法》《商标法》以及《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规定,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在诉前需要进行证据保全的,当事人应向法院申请。然而,公证作为一种常态的诉前保全证据方式,在适用上较少受到限制,因此较法院诉前保全证据更加简便易行:

    1.在适用范围上,公证保全证据的范围十分宽泛,通常只要涉及有法律意义的行为、事实、物品和文书,均可纳入公证保全证据的范畴,而人民法院的诉前保全证据程序的启动则存在法定的前提条件,仅在特定情形下即“情况紧急,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方才允许适用。

    2.在受理条件方面,公证保全证据的受理条件较为宽松,而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证据,除满足法定条件外,如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还可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若申请人无法提供担保,则诉前保全证据申请即被驳回。

    3.在保全措施的解除方面,依照民事诉讼程序要求,申请人应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证据措施后30日内起诉或申请仲裁,如逾期未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而公证保全证据则无此限制。

    正因为公证保全证据相较于法院诉前保全所具备的上述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倘若体育赛事热播期间,权利人在诉前进行了网络直播证据保全公证,那么对于被告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的证据提取和事实认定就事半功倍了。同样,对于隐形营销行为,公证保全证据也能够保证取证行为的效率和效力,推进诉讼的顺利、高效进行。

    再次,体育知识产权权利主体通过意思自治平衡相互之间利益冲突是最为便捷的途径。体育赛事举办方和赞助商、指定经销商、供应商之间的权利义务都可通过合同加以约定调整。广播电视台、网络媒体平台直播或转播的权利,虽存在立法争议,但已有判例认定其具有商业属性,属于一种财产性民事权益。因而,从合同法层面调整民事权益的转让不存在法律障碍。那么,公证人作为专业且中立的法律服务者,介入到平衡各方财产权益的法律关系中,通过提供专业咨询、出具法律意见书、代书各类合同文书、出具公证书证明签约行为的真实与有效、资金提存监管等服务,能够确保各方在公平、诚信、安全的法律基础之上开展相应活动。

    三、公证服务于体育知识产权前置性保护的具体路径

    在体育知识产权领域,除了能够进行传统知识产权公证业务外,结合体育产业特点,还可以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领域,提供更为全面、灵活、个性化的其他公证法律服务,实现体育产业的科学、规范、健康、良性发展。

    (一)传统公证业务模式的应用

    1.证据保全公证。对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公证保全证据所具有的法定证明力使其成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固定侵权方侵权事实、证明自身权利主张最有效的方式。知识产权证据保全业务包括:网络电子证据类保全(保全网页证据、电子邮件证据、手机端内容证据)、保全现实物质空间证据类(购物行为保全、邮寄行为保全、保全现场拍照录音录像行为)、物证类保全(公证软件证据、音乐作品证据)、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类证据保全公证。[2]这些证据保全类型同样可应用于体育知识产权。如前所述,体育赛事画面盗播案件多发生于赛事热播期,证据保全需求的即时性、紧迫性和连续性更彰显了公证保全的职能优势。

    2.现场监督公证。在体育知识产权领域,体育竞技赛事的公平公正,标志征集活动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是最为重要的。公证人作为中立的第三方证明主体,对于体育竞技活动开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客观证明,通过证据保全或现场监督的形式介入,从而预防纠纷争议的发生。

    3.委托、声明公证。体育知识产权创设之初授权他人代办登记备案相关手续,运用流转阶段授权他人代理权利让渡、权利展期登记相关手续,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权利救济阶段授权他人代理处理纠纷诉讼事务,知识产权权利在域外使用时授权其他主体代理等相关的委托,都涉及委托书公证的办理。体育知识产权运用流转阶段的转让声明公证以及投稿人弃权确认声明,可以有效保障知识产权取得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正当性,确保其公信力。

    4.涉外公证。体育知识产权的传统涉外公证事项主要包括:(1)主体资格公证,如营业执照公证;(2)权利证书公证,如商标注册证、专利证书、著作权登记证书等公证;(3)法律行为公证,一般为授权代理机构在境外代为申请专利、商标的委托书公证或者委托协议公证等。

    (二)创新型公证服务领域之延伸

    2017年6月16日,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版权局等联合发布《关于充分发挥公证职能作用加强公证服务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版权局、知识产权局要支持和引导公证机构充分发挥公证职能作用,围绕知识产权创造设立、运用流转、权利救济、纠纷解决、域外保护等环节提供公证服务,实现对知识产权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保护。据此,在体育领域,公证除了以上较为常规和普遍的传统业务外,还可以考虑延伸服务,从以下方面创新公证在体育领域的服务维度,拓展公证在体育领域的服务空间。

    1.法律顾问类业务

    法律顾问业务是律师的常见业务,公证机构要实现从“办证思维”到“办案思维”的理念转变,作为法律服务专业机构也要能够在早期介入到体育赛事的筹办阶段,为体育组织提供专业法律咨询、代书合同协议文本,提供具有预见性的专业法律建议和事前性的风险控制法律服务,更好地将体育赛事举办活动预先纳入规范、正当的渠道,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公证预防纠纷、过滤隐患、控制风险的法律职能。

    2.证明类业务

    合同、协议公证是公证机构的基本业务,在体育领域,该项业务长期以来似乎被“荒芜”。自2001年1月1日起,我国推行使用要素式公证书格式,公证员可以根据被证明事项的不同类别和特点对证词进行相应的调整、做出不同的表述,更强化了公证员根据个案情形进行个性化处理的“自由裁量权”,增强了公证书表达的精准性,提高了公证书适用的广泛性。在体育产业复杂多样的利益关系中,涉及到大量的合同协议,其中可能与体育知识产权相关联的合同协议主要包括:赛事举办方和赞助合作伙伴的合作协议,赛事举办方和赛事直播、转播方的合作协议、许可合同,赛事举办方和体育器材设备供应商的采购协议、供货合同,体育场馆的委托设计合同,体育明星和品牌赞助商的合作协议,体育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受让人的转让合同、许可使用合同,体育知识产权的投资合作协议,体育知识产权质押担保合同,体育组织人力资源部门和教练员的聘用协议,体育运动俱乐部和运动员的劳动合同等等。公证机构所处的中立第三方的法律地位可以增加双方当事人的信赖感,沟通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促使当事人达成合意,并利用专业知识帮助梳理和规范合同内容,对其中涉及体育知识产权的归属、让渡或许可使用的条款进行明确,防疏堵漏,避免纠纷,同时确证当事人签约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

    3.提存类业务

    根据《公司法》27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据此,在体育产业领域,公证机构也可根据当事人的需要,在办理涉及体育知识产权转让、许可、合作、入股等合同公证的同时,引导当事人利用公证提存的手段来监管资金情况和代为支付钱款,消除当事人的顾虑,沟通各方信用,跟进监督履约进程,保障相关合同资金的安全使用和知识产权的转移登记及有效实施,预防和减少合同履行中的风险。

    4.保管类业务

    2014年12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该《计划》指出:“探索以公证的方式保管知识产权证据及相关证明材料,加强对证明知识产权在先使用、侵权等行为的保全证据公证工作。”《2015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中指出,发布中国公证行业服务知识产权保护相关调研报告,探索知识产权公证证明方式、服务形式、服务手段的新模式。健全完善知识产权证据材料公证保管执业平台建设,推进知识产权权利认定和纠纷解决。2017年7月5日,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拓展创新公证业务领域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中也指出:“探索以公证的方式保管知识产权证据及相关证明材料,加强对证明知识产权在先使用、侵权等行为的保全证据公证工作。”那么,在体育知识产权领域如何提供公证保管服务呢?试以著作权为例,体育领域的著作权理应与其他著作权一样,实行的是自动保护原则,作品不论是否登记,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权不受影响。而在作品发表或登记前的“权利真空阶段”,甚或在作品创作过程中,公证机构均可以提供预先服务,通过预登记、保管公证服务,固定作品原始手稿的创作时间、创作进度及相关权利的归属,帮助在先创作人证明其作品的创作时间,避免将来的作品权属争议及其所带来的举证困难。

    尤其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网络侵权纠纷也急剧增长,基于互联网信息瞬息万变的特性,相关的侵权证据也极其容易灭失、难以取得。为更有效地保护体育知识产权,2019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提出“知识产权和体育”主题的同时也提出四个与之相关的研究方向,其中之一即是:仔细研究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颠覆性的技术进步对体育领域变革的推动。新技术促进体育产业的变革和发展,也会使体育产业对风险防控和法律服务提出新要求。作为提供综合性法律服务产品的公证业务需要应用新技术,提供新法律服务产品。电子存证业务将公证业务和电子数据存证技术结合起来,在知识产权形成之初就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及公证形式将证据事实予以固定、存管,保护权利人的在先权利,为知识产权提供广泛多元的保护模式。公证行业正在迈入大数据领域,借助于网络科技已有的先进技术产品,必将从深层次推动公证服务品质提升。

    5.强制执行类业务

    根据《担保法》75条、第79条和《物权法》223条、第227条的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以合法拥有的专利权、注册商标专用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为质押标的物出质,经评估作价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获取资金。在体育领域,体育赛事组织若因举办体育赛事活动资金缺乏,可以通过公证对涉及体育知识产权的质押融资合同进行审查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代为办理质押登记等,利用公证的公信力和公效力优势作为沟通金融机构和体育赛事组织之间信用的“纸质媒介”,为知识产权融资增信,提高履约率,帮助解决一些体育赛事组织的融资困难、促进资金融通,预防和减少债权债务纠纷,以此维护体育赛事组织的经营管理秩序和金融市场秩序。

    6.司法辅助类业务

    体育知识产权领域一旦发生纠纷,可以借助公证及时介入纠纷的化解,依法运用各种手段充分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1)以公证方式对体育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先使用的证据和侵权人侵权事实的证据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保全、固定、保管,为顺利推进以调解、仲裁等非诉或诉讼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提供证据支撑。

    (2)公证调解,在诉前直接参与对体育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2014年12月10日《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中指出:推进知识产权纠纷社会预防与调解工作……开展知识产权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工作,依法规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行业调解机制,培育一批社会调解组织,培养一批专业调解员。近年来,尤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全国法院审理的各类涉及知识产权案件大幅增长,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案件审理难度不断加大。寻求诉讼外的纠纷解决路径、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成了司法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所在。公证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ADR)不可或缺的一员,可以依托制度优势,在知识产权纠纷萌发的初期便先行介入,依据法、情、理开展调解工作,并以公证方式固定调解的阶段性结果、逐步推进调解进程,对最终达成的有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办理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如此,不仅可以分流案件、疏减讼源、缓解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案件压力;而且可以协调知识产权诉讼与调解对接工作,完善多部门参与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

    (3)参与其他司法辅助事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开展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的通知》,在涉及体育知识产权的诉讼中,公证机构可以从事立案排期、送达、取证、保全证据、调解、执行等司法辅助事务,推进知识产权诉讼案件的顺利进行,提高体育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的及时性、便利性和有效性。

    7.涉外公证类业务

    公证是“国际通行证”,其“跨域性”“无界性”的效力范围优势正好与“体育无国界”的特性相契合,可以打通“体育外交”所面临的法律壁垒问题。关于体育知识产权的域外保护,公证可以利用效力范围方面的独有优势,支持体育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引导企业预先做好知识产权的境外保护工作,帮助企业对已经申请专利、获得专利权或已经生产、使用的产品、技术,做好在先使用、公开在先证据资料的保全服务,为企业境外专利申请、转让、许可、涉外诉讼和国际仲裁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支撑。如涉及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注册(申请)、流转和保护的公证法律服务,就需按照《对外贸易法》《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知识产权对外转让有关工作办法(试行)》等开展。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体育外交”也愈加频繁,不可避免发生大量涉外体育知识产权转移、继承、许可使用等事务。由于涉外体育知识产权公证情况较为复杂,涉及不同法域的法律冲突及适用问题,这无疑对公证队伍的专业水平和服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证行业服务也需要转型升级,应对更加严峻的挑战

    【注释】

    [1]张先砉:《体育知识产权保护路径探析》,《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8年第10期。

    [2]龙明伶:《公证服务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业务类型》,《中国公证》,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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