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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权合理使用规则的技术边界探究——以甲骨文诉谷歌案为例
    2021-08-15 17:05   电子知识产权

    一、问题的提出

    合理使用作为著作权权利限制的规则构成,在著作权法体系中实现重要的制度功能:即通过例外情形的法定形式构建著作权权利边界外的公共领域,为独创性表达的使用、许可与传播提供空间,以此促进和推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作品有效利用和价值实现。有鉴于此,著作权合理使用规则的条款解释是其制度功能得以实现的规范保障,尤其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案件事实的有效解释厘清个案行为的合理性是巩固合理使用规则的制度要求。

    我国《著作权法》采用列举式条款结合兜底条款的立法形式,即通过十二项具体情形明确了著作权作品使用的法定例外。[1]尽管列举式条款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利于具体适用,但著作权诉讼纠纷中技术革新带来的挑战仍需要对合理使用规则进行有效解释,尤其涉及信息技术领域的新业态模式。司法实践中,合理使用规则应当如何解释案件诉争中的新技术?如何围绕合理使用的制度功能协调新技术与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本文结合信息技术领域著作权案件,分析域外司法实践中合理使用规则的解释,探究著作权合理使用的技术边界,为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规则的解释提供参照。

    二、合理使用的技术争议:谷歌与甲骨文之诉

    合理使用规则作为各国著作权法律体系中的共有规范条款,其规则起源于普通法系的判例归纳。英国早期司法实践中的判例经由裁判要点的归纳总结而制定于美国著作权法成文法典的具体条款中。[2]这种由司法实践到成文立法的创设和演进流程,反映了普通法国家著作权立法过程的一大特点:即注重法律规则在实践中解决具体问题以及实现制度功能的基本目标。通过包含技术特征的个案事实归纳和标准总结解释,依托个案审理细化裁判要点,最大限度实现合理使用规则的灵活度和适应性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适用合理使用规则的主要方式。因此,参考美国司法实践中涉及新技术应用的最新著作权案件,是借鉴和完善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的有效路径。

    (一)技术特征下的合理使用争议

    2021年4月5日,美国最高法院就美国甲骨文公司与谷歌公司的著作权侵权诉讼做出终审判决,判令谷歌公司未经许可复制甲骨文公司享有著作权的 Java API 程序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不侵犯甲骨文公司的著作权。[3]本案中的争议在于原告即甲骨文公司主张著作权保护的 Java API 程序技术属性及其著作权保护的边界是否在被告谷歌公司主张的合理使用规则解释范围之内。考虑到美国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具有指导下级法院同类案件审理的拘束力,该案对于计算机程序研发行业的行为模式必然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本案对于理解合理使用规则的技术边界具有重要意义。

    探究合理使用规则的技术边界首先要明确技术特征及其法律属性,即合理使用规则的解释需要结合诉争技术的特征才能准确的实现制度功能的预期。Java API(Java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即一种计算机编程工具,允许程序员在编写程序过程中加入预写的程序代码,以实现多样化的程序功能。[4]Java API 的存在可以便利程序员在研发程序过程中主动选择既定的代码组合,以实现编写程序的目标功能。根据裁判文书的解释,每一个具体的程序功能即一种具体的“方法”,而 API 的存在将这些方法整合进一个“组合”,而后进一步将这些组合整合到一个更大的“组群”中。[5]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程序员既可以选择一个具体的“方法”,也可以依托“组合”进行系统性编程。此时 API 的意义就在于系统化的提供编程功能的基础和辅助。API 本身的代码不是程序员编程的目标,而是编程过程中的工具。

    需要明确的是,合理使用规则对于著作权纠纷中的技术解释不要求达到专业领域对技术的理解高度,而是围绕著作权法的制度规则展开。具体到本案中的 API 程序,则是厘清此类程序代码的功能性和表达性区分。从著作权专有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二分结构来看,合理使用规则对于 API 使用的解释就是明确合理使用的技术边界。传统上著作权法律制度对计算机程序的保护以计算机程序中代码的表达性特征为基础,即计算机程序的源代码和目标代码。[6]计算机程序的功能不是著作权法所保护的规范客体和基本法益。

    通过分析 API 程序的结构性特征和技术的实践应用,其功能属性在本案中是十分突出的。合理使用规则作为著作权权利限制,本质就是区分独创性表达的使用基于表达本身还是与表达结合的功能。[7]前者专属于著作权人而受到著作权法保护,而后者则是合理使用规则划定的例外边界,以协调各主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制度功能生效的法理基础。回到 API 技术的合理使用争议,即使用具有著作权作品特征的 API 程序代码及其组合是侵犯著作权专有权的行为还是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合理使用?鉴于知识产权法哲学无法推导出合理使用规则具体应用标准[8],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在厘清 API 技术结构且明确合理使用规则制度功能的基础上分析具体的规则标准。

    (二)合理使用的技术解释

    本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对于 API 程序适用合理使用规则的解释基于美国著作权法中对于合理使用的法定体系和规范理解。美国著作权法第107条对合理使用的规定以“四因素”的法定结构结合部分使用行为的列举组成,如“非营利性教学活动”“新闻报道”“批评与评论”以及“学术研究”。[9]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美国法官需要结合具体案件事实逐个分析“四因素”在个案中的权重进而评估被告合理使用抗辩的有效性。对于技术特征引发的合理使用争议,则更是侧重“四因素”结构分析所提供的裁量空间来协调著作权保护与技术应用空间。

    1.诉争 API 程序的著作权属性

    甲骨文公司主张著作权保护的 Java API 程序在实践应用中为使用者提供功能执行的技术支持。从技术结构上看,API 程序包括“指令代码”、“指令激活”以及“指令组合”三个程序组成部分。API 程序通过将具体“指令代码”整合到“指令组合”中,以程序员使用过程中自由选择个体或组合的指令为依托,通过“指令激活”的操作方式实现既定功能。[10]API 程序中的代码具有的表达性要素虽然满足著作权法对于计算机程序的保护标准,但 API 代码的组合方式及其技术结构却并非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实际上 API 程序的技术结构更类似于办公场景中的抽屉、公文包、箱子等存放文件资料的空间而不是具有价值的文件资料本身。因此,甲骨文公司主张保护的 API 程序就整体而言是偏向事实而非表达的组合。

    美国最高法院对于甲骨文公司 API 程序的分析是在解构 API 各部分技术组合的基础上围绕计算机软受收著作权保护的规则进行分析。计算机程序侧重保护代码而对代码的使用保留必要空间,通过合理使用规则进行个案解释不会削弱著作权保护的效果,同时也为合理使用规则的技术边界划定提供了一个基本指向:技术应用和技术目的本身相对于著作权保护应当保留一定的空间。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依托的 API 程序更需要侧重应用价值,即鼓励程序员充分使用其指令组合功能。

    2.谷歌使用 API 程序代码的行为

    合理使用规则分析和解释的第二个因素是“使用的目的和性质”。美国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一个因素要求“是否被告的使用行为‘加入新的表达、新的信息或新的含义’,并通过不同目的和性质改变原作品的表达。”[11]相关的例子如对他人小说进行文学性的批评或评论,过程中部分引用原小说的文字表达。这意味着谷歌公司使用 API 程序的行为需要满足“转化性”使用的标准才能进一步符合合理使用规则。谷歌使用 API 程序的目的在于研发新产品,扩展基于安卓操作系统运行的谷歌智能手机的功能。API程序的使用能够让谷歌公司的程序员更容易研发和设计适合其智能手机的应用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和更新更丰富的应用功能。[12]具体到使用过程中,谷歌公司限制使用 API 的行为以执行功能目标和具体的执行指令为界,复制的程序代码仅以满足智能手机程序运行为限。[13]

    对于 API 程序为代表的技术分析如果仅停留在“转化性”使用的阶段是远远不够的,结合具体个案中的技术应用是合理使用规则解释技术的关键。本案中的相关证据说明了谷歌对甲骨文公司 API 程序的使用尤其产业实践的必然性:例如专家证言中提到 API 程序代码的共享是不同应用程序取得在通用硬件装置即设备上运行的必要步骤;如果程序员想要采用特定语言进一步编程则 API 程序的使用是必要的,否则程序员不得不重新学习另一套程序语言;计算机产业中使用类似 API 程序的行为属于行业普遍实践等。[14]

    3.谷歌使用 API 程序的数量和程度

    相对于前两个因素的分析,谷歌公司使用 API 程序的数量和程度是一个相对简单且容易量化的指标。本案中谷歌公司复制了甲骨文 API 程序中的约11500行程序代码,占 API 程序总代码的0.4%。那么是否复制数量的占比高低可以直接决定使用作品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显然答案并非如此,关键在于复制的部分是否属于原作品的核心。[15]从技术角度分析,谷歌复制 API 程序用于指令程序的研发和运行,而并非 API 程序本身的艺术价值或美感。由于谷歌程序员研发和设计安卓程序使用相同的程序语言,因此复制 API 中部分程序代码有功能实践方面的必然性,尤其是涉及指令程序运转的部分。0.4%的复制比例远远低于复制 API 程序代码功能之外目的的部分。因此,谷歌使用 API 程序的数量和程度符合合理使用规则的基本要求。

    4.使用 API 的市场影响

    合理使用规则的第四个因素要求分析和评估使用行为造成的市场影响,既包括作品的实际市场也涉及作品演绎开发的潜在市场。[16]合理使用规则作为著作权权利限制,必然限制著作权行使的收益获得,尤其是财产性收益。以合理使用作为著作权抗辩会导致作品在特定情形下的使用收益不再专属于著作权人,而从私人利益的专有转化为公共利益的确认。[17]例如将畅销小说改变为电影,上映后的电影票房则是小说作者潜在的收益市场。此时未经许可改编小说为电影的行为剥夺了小说作者的经济收益,这种情况不倾向于支持合理使用的抗辩。

    对于 API 程序的使用影响,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思考。首先,甲骨文公司产品的实际和潜在市场与谷歌公司的产品并不重合。实际上甲骨文公司的产品是 Sun Java 程序而谷歌公司的产品则为硬件智能终端,二者产品面向市场不一致。[18]其次,本案中谷歌使用 API 程序研发和设计的安卓操作系统的硬件设备与其他获得甲骨文 API 程序许可的硬件设备的应用和场景也不相同。最后,有证据表明甲骨文预期 API 程序进一步开发应用于安卓系统程序,以此拓展其市场。换言之 API 程序市场与安卓系统程序市场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市场,并不存在相互之间的利益替代。

    合理使用规则的四因素分析是美国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标准程序,强调四个因素结合具体个案事实逐个分析评估。[19]谷歌与甲骨文之诉围绕 API 程序的著作权纠纷展开合理使用规则分析,在遵循四因素分析的基本程序的同时强调 API 技术结构和技术应用的特殊性。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可以看出,合理使用规则的技术边界不仅要区分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者的利益边界和行为空间,更对作品使用和传播的环境与产业产生根本影响。因此,探究合理使用规则的技术边界需要厘清合理使用规则与技术为基础的著作权行为的相互关系。

    三、技术沿革背景下的合理使用规则解释

    独创性表达的复制和传播是著作权法律制度规范和调整的主要内容,而复制与转播技术又推动了著作权法的产生和发展。在此基础上,著作权合理使用规则必然与复制和传播技术的沿革和发展产生联系。[20]合理使用规则的技术边界实际上是应对复制与传播技术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变化的规范标准。

    (一)前信息技术时代的合理使用

    前信息时代的技术变革对合理使用规则的影响包括印刷技术阶段和电子技术阶段。印刷技术阶段见证了现代著作权法的前身《安娜法令》的制定和颁行,这一时期的著作权法以保护机械印刷作品为主要制度目标。在此基础上,合理使用规则的制度沿革围绕印刷形式的作品保护而展开。美国最高法院前大法官 Joseph Story 于1841年的 Folsom v. Marsh 案中,通过梳理16至17世纪英国法院的相关判例,该案判决发展出合理使用规则的经典评估因素“合理并且适度评价他人作品(fair and reasonable criticism)”。[21]而后该案判决逐步发展为美国著作权法律制度中合理使用“四因素”的法定结构。

    需要注意的是,合理使用规则的解释在印刷技术阶段就受到技术特征的影响。合理使用规则通过早期判例转化为成文法条的过程有赖于裁判原则的归纳和整理,而合理使用规则的解释又需要考虑印刷作品使用与传播的方式。例如,早期英国法院的相关判例围绕“合理节略(fair abridgement)”为核心参考要素。[22]“合理节略”本质上强调对文字作品复制需要适度,不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这其中就包括印刷类作品的财产性收益。印刷行业一般需要投入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前者如机器设备的投入,后者则包括作者的创作构思。著作权人之外的印刷行为往往只需要投入固定成本而能够绕开可变成本。从经济角度分析,未经许可的印刷复制行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印刷属于复制行为又是传播的前提。未经许可的印刷客观上增加了社会公众可获得的作品数量,有利于作品内容和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未经许可的印刷具有低成本优势(仅需承担固定成本),同时具有对原作品的替代效果。未经许可的印刷超过必要限度必然损害著作权人的基本权益,尤其是财产性收益。

    未经许可的印刷复制是否合理、适度的关键在于两个要素的分析:(1)真实而合理的摘要著作权作品,不承担侵权责任;(2)许可此类使用的原因在于使用行为带来的创新、学习和评论功能。此后,围绕印刷技术及其产业特征,“合理使用”的概念表述逐步替代“合理节略”。至17世纪70年代止,合理使用规则通过英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发展出具体化的参考因素,包括“合理使用须以尊重作者权益为前提;必须是一种创造性的使用;使用的作品必须有数量的限制和价值的考虑等”。[23]

    印刷技术奠定了作品复制与传播的基本模式,也影响了合理使用规则在印刷产业背景下的作品使用和传播标准。考虑到印刷技术引发了著作权法律制度的产生,合理使用规则的技术边界在此阶段是简洁而明确的。就印刷技术而言,合理使用规则的技术边界强调作品使用行为对于著作权人权益的影响,而不考虑印刷技术和印刷产业本身。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电子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改变了复制和传播的整体结构,影响了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发展。著作权作品的复制和传播不再局限于印刷技术和产业范畴。利益相关的主体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利益成为著作权法律制度的首要课题。[24]由于技术种类和形式的增加,合理使用规则的技术边界不适宜围绕单一技术进行解释。

    法律规范必须通过司法适用才能产生实践价值,合理使用规则也不例外。面对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合理使用规则在个案审理的过程中是否可以进一步标准化、规范化,在此基础上为后续案件提供一个明确、统一和稳定的标准?

    这个问题实际上要求合理使用规则的技术边界不限定于特定技术,而是超越技术本身建立一种通用标准。这种通用标准既要保留合理使用规则本身的解释空间,又要能够依据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协调作品使用行为。围绕技术革新引发的著作权纠纷,美国最高法院通过案例裁判重新界定了合理使用规则的技术边界。

    在索尼诉环球影业案[25]中,合理使用规则聚焦于家庭录像机的复制行为。案件的争议焦点是索尼制造并销售录像机,其购买者以转换时间为目的的录制行为是否侵犯电视台节目的著作权。本案中的复制行为由于引入录像技术而实现了“整体且完全”的复制结果,而录像带的使用又增加了传播的可能性。然而最高法院多数派法官认为,私人录制行为具有非商业性质,转换时间的观看并不会导致对电视节目的潜在市场或价值造成实质损害。[26]

    美国最高法院在分析“四因素”的过程中实际上创设了合理使用的通用标准。例如,将商业特征的使用行为排除在合理使用的范畴之外:“剥夺了原属于著作权人应享有的垄断性权益”以及“本案所有要素依据衡平原理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转换时间为目的的录制行为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27]尽管该案涉及索尼公司研发的 Betamax 录像机技术,但法院判决实际上规避了对技术合法性的讨论,而提出了以“转换时间为目的的私人复制行为是不侵犯著作权的合理使用”的合理使用标准。

    (二)信息技术下的合理使用

    信息技术对合理使用提出新的问题:当技术应用的客观结果与合理使用规则的功能趋近时,是否意味着技术本身具有了著作权法律制度下的合法性?这一问题的提出来源于信息技术的特征。信息技术使信息的复制和传播远远超过印刷技术阶段与电子技术阶段,互联网的基础架构也导致信息资源使用以免费和共享为主要特征。合理使用规则在此基础上为互联网信息的复制和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持和规则依据,于是产生了技术应用与制度功能契合的最终结果。

    那么,问题的答案是否意味着信息技术的结构和特征就是合理使用规则的技术边界,能够替代合理使用规则而协调著作权人的权益与社会公众利益?显然这种观念有可能导致合理使用规则适用范围的缩小,甚至驱动合理使用规则作为制度的消亡。[28]技术应用决定法律规则并不符合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基本理论和规则实践。合理使用规则解释信息技术仍然应当坚持著作权法律制度的立法精神,在实践中以个案分析分离信息技术特征。通过合理使用规则的具体规定分析和评估技术应用的目的、功能和结果。

    在美国作家协会与谷歌数字图书馆著作权纠纷案中,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谷歌公司未经许可通过数据技术扫描、复制以及上传原告作品的行为是否能够认定为合理使用?在重申了美国著作权法第107条规定的合理使用“四因素”结构,并强调了美国国会要求合理使用规则针对个案适用的立法目的之后,美国第二巡回法院聚焦于涉案技术的目的和功能展开分析:

    谷歌使用版权作品的目的是高度转化性的。将图书数字化并转化为数据形式有助于读者、学者、研究人员及其他人士搜索相关资源。谷歌(数字图书馆)由此成为图书管理员、检索员等相关人士找寻书籍的重要工具。因此,数字化扫面、缩略处理的书籍文本便利了检索流程。这就是转化性的使用行为……谷歌数字图书馆在扫描的基础上提供数据挖掘和文本发掘的功能,由此开拓了新的检索领域。[29]

    法院通过以上裁定最终判定谷歌数字图书馆的扫描、复制以及上传等行为不侵犯原告的著作权,属于合理使用行为的范畴。需要注意的是,本案中谷歌公司采用的数字图书馆技术将涉案作品复制和传播的利用方式通过技术一体化,在未经授权的前提下建立了涉案作品使用的渠道。尽管这一渠道脱离于著作权人许可机制,目的却不在于替代著作权人的许可机制。法院判决意见中强调了谷歌公司“转化原作品使用目的”的裁判要点,没有强调谷歌公司行为的转化性必须满足“添加新的内容、信息、含义以及表达”,[30]而是仅仅对谷歌数字图书馆技术特征和功能分析要求使用行为具有区别于原作品使用的不同目的。[31]本案中对合理使用规则结合涉案数字图书馆技术的解释,并没有机械遵循传统判例中“转化性”使用的司法标准,而是剥离技术特征而聚焦于谷歌公司的行为目的和技术功能。

    无论是印刷技术、电子技术还是信息技术,作品的复制和传播方式的变革对著作权法律制度产生实质冲击。合理使用规则作为规范作品使用的例外规定,应对技术挑战的首要原则是坚持著作权权利限制规则的制度功能,以平衡著作权人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利益平衡。[32]尽管技术革新的不确定性导致合理使用规则无法保持标准的稳定性,但分离技术特征后的行为模式可以作为合理使用规则解释特定技术时的类型化标准。因此,合理使用规则的技术边界依托于技术特征而不局限于技术特征。

    四、合理使用规则的技术边界

    合理使用规则作为著作权权利限制的法定条款,需要以明确、统一且稳定的规则效力协调作品使用的合法空间与著作权作品保护的权益冲突。技术革新的动态属性导致合理使用规则在解释技术有关的著作权作品使用问题上具有不确定性,不能有效确定符合著作权法律制度的技术边界。我国《著作权法》于2020年11月11日经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第三次修正,第24条第1款增加“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第2款增加第13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33]立法结构上以概括式结合列举式条款的立法方式规定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规则的适用,而第2款前十二项法定的合理使用情形整体上沿用2010年《著作权法》的具体规定,对于信息技术为代表的著作权作品使用行为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如何解释合理使用规则是我国合理使用规则指导司法实践协调作品有效使用的重要保障。

    (一)兼顾公共利益的技术边界

    合理使用规则的概括条款具有抽象属性,这是明确技术边界的立法依托。鉴于技术革新和研发的不确定性,合理使用规则解释技术边界需要兼顾社会公共利益,即社会公众对于作品使用的切实需求。[34]实际上,《著作权法》第条明确指出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的立法目的。立法目的确认公共利益是著作权法的制度目标,自然也是合理使用规则的制度功能。结合前述分析,技术革新有利于作品的复制和传播,扩宽作品使用的概率和范围。客观上技术应用的结果契合了合理使用规则作为著作权权利限制的制度功能。出于技术应用效果最大化的基本目标,技术本身不应受到著作权的排他性限制。

    兼顾公共利益的技术边界应当是客观、中立的,不以著作权人或社会公众的主观偏好作为技术设计和研发的基础。这一点不仅需要技术人员在技术设计过程中注意,也要求在著作权实务中分析和评估争议技术时坚持合理使用规则隐含的政策目标。即对作品著作权进行必要限制,以确保社会公众对独创性表达的合理利用。[35]个案中的技术无论基本结构或功能特征,不应作为合理使用规则的决定要素。分离出的技术结构及其特征作为表面,以技术实现的目的和结果作为合理使用分析和评估的标准。诚然,个案分析涉及的技术具有非常具体的功能目的与功能结果,往往与著作权法的制度目的不直接关联,如谷歌与甲骨文诉争的 API 程序代码用于指令设计和指令操作等。此时,公共利益就是这一类技术进行合理使用分析与评估的重要参考因素。

    谷歌与甲骨文的诉讼中,谷歌未经授权使用甲骨文公司研发的 API 程序代码有公共利益的依据。谷歌使用 API 程序代码用于改良安卓程序并用于智能手机等设备的开发,行为的结果将有利于其他使用安卓程序研发智能终端设备的公司和企业。谷歌公司从2005年开始将安卓程序的代码以开源方式进行许可使用,导致安卓程序的使用率和推广度超越其他封闭式程序软件,由此建立了广泛的用户数量和用户需求。[36]甲骨文公司对 API著作权保护的主张在本案中对谷歌公司研发行为产生限制,而案外则有可能冲击依托安卓操作系统建立的研发秩序,影响其他安卓系统开发用户的利益。

    兼顾公共利益要求合理使用规则厘清技术应用与技术研发过程中的参与主体种类,明确参与主体的利益需求。主体种类的复杂程度、主体构成的数量多寡以及主体行为的主要模式都是公共利益的分析指标,也是决定合理使用规则效力发生的依据。兼顾公共利益的合理使用技术边界就是兼顾作品复制和传播的各个环节,争取作品价值的合理共享。

    (二)著作权法益优先的技术边界

    著作权法保护作者权利,实现作品的基本价值。合理使用规则作为权利限制“不得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能不合理的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37]合理使用规则的技术边界不能超越著作权保护的权利范围,应当遵循著作权法益优先的基本原则。著作权赋予作者对作品的专有权利,其目的在于以法定期限的垄断权利保障独创性表达的有效利用和传播。[38]由于独创性表达具有公共物品的无形属性,缺失著作权保护导致作品创作和传播丧失充分的激励机制。合理使用规则在著作权保护不充分的情况下最终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此,尊重著作权保护划定了合理使用技术边界的空间。

    依托技术进行作品的复制和传播是市民社会的正常行为模式,其中包含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取得利益的情形。这种利益的取得有赖于技术的应用,而技术应用与作者权利产生冲突时如何处理潜在冲突就是法益权衡的问题。法益权衡需要区分权利冲突的类别,同类权利围绕利益分配,而异类权利则考察作品的属性作为解决冲突的依据。合理使用规则的技术边界也应当遵循上述原则。

    著作权包含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著作人身权具有特殊性,是作者人格在作品中的凝结和具现。合理使用规则对于影响著作人身权实现的技术应当做出不利解释,确保著作人身权对于著作权人的专属特征。无论是署名权、修改权以及保护作品完整权,《著作权法》明确要求合理使用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

    在合理使用规则语境下,作品使用行为产生的权利冲突主要以著作财产权为主要内容。个案中的诉争作品往往具有市场价值和商业利益,此时合理使用的技术边界应当侧重著作权人的权利保护,即著作权法益优先。著作财产权是著作权人实现作品价值,取得有效激励的法律保障。当个案中诉争技术的应用损害了著作财产权的实现,妨碍了著作权人获得财产性收益。此时技术已经超出了著作权保护的范围,合理使用规则应当做出不利于该技术的解释。与之相对,如果个案中争议技术的应用并未涉及著作权人作品利用和传播的现有市场或潜在市场,作品对应的受众群体不一致,在传播渠道上也未重合。那么技术边界此时没有超出著作权保护的范围,符合著作权法益优先的原则。合理使用规则应当做出有利于该项技术的解释。

    五、结论

    著作权合理使用规则划定了作品使用的范围,厘清了作品复制和传播的合理空间。作为著作权权利限制的法定规则,合理使用的制度功能应当符合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基本目标和立法精神。技术的沿革推动了文化艺术及科学领域的发展,促进了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完善,对作品的复制和传播有根本性的影响。因此技术应用与合理使用规则具有功能趋同的特征,应当明确合理使用规则解释的技术边界。

    合理使用规则技术边界应当围绕兼顾著作权法中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同时确认著作权法益优先的保护原则。合理使用规则对于涉及著作财产权的争议技术应当做出符合著作权保护的解释,而对于著作人身权相关的争议技术则应当做出不利于技术本身的解释。总体上,合理使用规则的技术边界应当聚焦技术但不受限于技术,技术应用的目的、功能和结果是解释过程中的核心要素。通过符合著作权立法精神和制度功能的有效解释,合理使用规则的技术边界能够有效划分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和需求。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知识产权公共领域问题研究”(17ZDA139)课题成果。

    作者简介:孙阳,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1] 《著作权法》第24条。

    [2] Niva Elkin-Koren & Orit Fischman-Afori, Rulyfing Fair Use[J]. Arizona Law Review,2017,161(04):175-181.

    [3] Google LLC v. Oracle America, INC.,593 U.S.1071, at 1074(2021).

    [4] Oracle America, LLC. v. Google INC.,750 F.3d 1399,1349(2014).

    [5] See 593 U.S., at 1075.

    [6] 参见张今:《著作权法》,北京大学出版2015年版,第31-32页。

    [7] 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页。

    [8] 参见李琛:《论我国著作权法修订中“合理使用”的立法技术》,载《知识产权》2013年第1期,第14-15页。

    [9] § 107 of US Copyright Act 1976.

    [10] See 593 U.S., at 1093-1094.

    [11]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510 U.S. 569, 579 (1994).

    [12] See Google,593 U.S., at 1096.

    [13] See Google,593 U.S., at 1096-1097.

    [14] See Google,593 U.S., at 1096-1907.

    [15] Harper & Row v. Nations Enterprise,471 U.S.539,564-565(1990).

    [16] Campbell,510 U.S., at 591-592.

    [17] [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第二版),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版,第138-141页。

    [18] See Google,593 U.S., at 1102.

    [19] 梁志文:《著作权合理使用类型化》,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36页。

    [20] 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领域的表达自由:保护与规则》,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3期,第7-8页。

    [21] See 9. F. Cas. 342 (C.C.D. Mass. 1841).

    [22] Lloyd L. Weinreb, Fair's Fair: A Comment on the Fair Use Doctrine[J], Harvard Law Review, 1990, 103(6): 1137-1142.

    [23] Benjamin Moskowitz, Toward a fair use standard Turns 25: How Salinger and Scientology Affected Transformative Use Today[J], Fordham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dia &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2009, 25(08): 1057-1061.

    [24] 参见熊文聪:《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著作权的正当性及其边界——从个体权利到基于商谈的共识》,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6期,第75-76页。

    [25] 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464 U.S. 417, 418 (1984).

    [26] 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at 428-430

    [27] 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at 454-455.

    [28] 参见吴汉东:《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155页。

    [29] Authors Guild Inc. v. Google Inc, 954 F. Supp. 2d 282, 289-291 (S.D.N.Y. 2013).

    [30] Authors Guild Inc. v. Google Inc, at 295.

    [31] 袁峰:《论新技术环境下“转化性使用”理论的发展》,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8期,第53页。

    [32] 参见冯晓青:《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之正当性研究》,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4期,第31-33页。

    [33] 中国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www.npc.gov.cnnpc/c30834/202011/848e73f58d4e4c5b82f69d25d46048c6.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4月28日。

    [34] 丛立先:《论著作权制度中的利益博弈与利益平衡》,载《政法论丛》2013年第3期,第90页。

    [35] 参见王宏军:《知识产权法定主义与公共利益维护》,载《知识产权》2012年第5期,第40-42页。

    [36] See Google, 593 U.S., at 1074.

    [37] 《著作权法》第24条。

    [38] 参见吴汉东:《无形财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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